欧洲高福利制度亟须深层次改革(记者观察)

旅顺广播电视网综合 刘 欣2019-07-12 05: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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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高福利制度亟须深层次改革(记者观察)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推迟退休成为欧洲“新风尚”。图为91岁的德国餐厅服务员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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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起,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高成本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加剧,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冲击下,其结构性缺陷不断显现。

  众多专家意识到,盲目推行高福利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有专家认为,如何在提供高福利和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间找到平衡,是福利国家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还有专家指出,只有与现实发展情况相符的福利制度,才能最终达到惠及民众的积极效果。

  

  北  欧         

  人口老龄化冲击税收基础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方莹馨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冰岛等北欧国家建立起高福利模式,几乎将公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高福利赖以维系的高税收受到极大冲击。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更让其制度性缺陷不断显现。

  北欧国家的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大,需要通过高税收来维系。据经合组织统计,瑞典、丹麦、芬兰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均高于40%,位居世界税收最高国家前列。挪威和冰岛税收占比虽然相对较低,但也接近40%,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平均水平。

  高税收导致国内生产性投资不足和生产增长停滞,引发失业率上涨。失业人数增加又会减少税收规模,并加重政府的福利支出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上世纪90年代初,芬兰曾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就业率急剧下降,至今仍未恢复到衰退前水平。与此同时,芬兰养老金支出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10%,而来自就业人口收入的支持不足7%。

  由于生育率低和平均寿命延长,北欧国家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近20%,已经步入“超老龄社会”阶段。面对日益增多的老龄人口,养老金出现巨大缺口,也给北欧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极大破坏。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斯伦德认为,如何在提供高福利和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间找到平衡,是福利国家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现阶段,北欧国家福利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人口老龄化和移民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北欧国家劳动力供给不足,这也是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北欧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丹麦目前已经将退休年龄从2014年的60岁推迟至62岁,并计划在2019年至2022年进一步推迟至67岁,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就业人口征税范围,减缓养老金支出增长,用以弥补养老金缺口。瑞典则采取了将退休年龄和养老金挂钩的弹性方式,鼓励老年人坚守工作岗位。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给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带来了更大的难题。瑞典接纳了16.3万名难民,成为人均接纳难民人数最高的国家。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语言不通等原因,移民在瑞典的失业率超过15%,本国居民失业率仅不足5%。有评论认为,瑞典政府仅仅提供补贴及福利,却无法通过创造、提供就业岗位的方式帮助、规范难民。瑞典民众认为,自己缴纳的高额税负大量被用于与难民有关开支。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不仅给极端民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也让瑞典进一步削减福利等改革计划面临巨大阻力。

  

  德  国

  通过改革逐步减轻高福利负担

  本报驻德国记者  冯雪珺

  德国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福利制度的发源地。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高福利制度成了拖累德国经济发展的包袱。直至德国政府2003年推出“2010议程”,削减了过重的社会福利,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才重新走上正轨。

  东西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出于种种原因,不顾地区发展不平衡,决定将西德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推广至东德地区。德国城市事务研究院专家兰度阿当时就曾指出,福利制度的建设应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盲目推行高福利,不仅不会缩小东西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巨大差异,还会严重拖累整个德国。

  果然,在此后近20年时间里,为支撑原东德各州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德国政府不得不背上每年约500亿欧元的财政负担。伴随着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衰退,德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度高达1/3。

  2002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创下超过3.7万家的历史纪录。由于失业者仍可在4年内领取相当于原工资63%的救济金,致使德国失业人口一度达到500万,产生了大量不工作仅靠救济金生活的“懒汉”。

  被德国媒体称为“最厚脸皮失业者”的汉堡人阿诺—迪贝尔,曾公开发出这样的回应:“我为什么要工作?”他失业后几十年无所事事,仅靠领取救济金维持日常生活开支,直到2015年被送进养老院“安度晚年”。

  “与懒汉没有道理可讲。”2003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力排众议,推出了“2010议程”一揽子结构性改革。改革中相继推出的4部《哈茨法案》,对社会福利进行了大幅削减,如下调就业与失业者的福利补贴,强制失业者接受职业培训并尽快再就业。同时,法案还包括推迟退休年龄、减少政府法定退休金支付比例等内容。

  “‘2010议程’是强硬的,但也是必需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研究所专家克鲁夫表示,德国失业人口如今约为250万,已缩减到改革前的一半。通过改革逐步减轻高福利负担后的德国,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率先复苏的欧洲国家,并成为推动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2018年,德国政府财政盈余高达580亿欧元,刷新东西德统一以来最高纪录。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正是施罗德和“2010议程”让德国将超负荷高福利重新扳回正轨。

  为推行“2010议程”,施罗德和他所领导的社民党付出了巨大代价。由于削减福利引发选民和党内不满,施罗德被迫于2005年提前辞职,随后又宣布退出政坛。社民党的力量也受到很大削弱。

  对于西方政党体制弊端导致的改革困境,欧委会主席容克曾表示:“我们都知道应当改革,以及如何改革,但我们都不知道,改革后该如何重新当选。”

  

  西班牙         

  养老金可持续难题日益凸显

  本报驻西班牙记者  姜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