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的王国维

旅顺广播电视网综合 刘 欣2019-05-17 07:27:08
浏览

  清华国学研究院·举例

  学贯中西的王国维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携家眷从城内旧居搬到清华园。尽管清华为他提供的房间数量比城内旧居20个房间少了一半多,但为了“重理旧业”,他还是接受了。

  吴宓在自传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在很多人眼中,王国维似乎是一个看起来挺“老派”的学者。有学者评价,他是旧王朝中走出的“新民”,而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礼之后,又戏剧性地成了新民国里的“遗民”。

  看似“老派”的王国维,做学问的方式和态度是很开放的。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学无中西”,是王国维重要的思想论述。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阐释了要坚持“学无中西”的理由:“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

  在《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指出,他认为当时少有人能对中西之学都“贯串精博”:“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1915年,王国维在日本写成《三代地理小记》。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古史研究的新思维,即古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物要相互参证。以实证史,又以史证实,即所谓的“二重证据法”。

  有学者认为,对王国维、陈寅恪这一批人来说,背后做学问,内心存在一个“属于学术的民族主义”——为什么汉学研究的精华在欧美,而不在中国呢?这一批学人希望把中国的学问研究发展起来,同时,有效借力西方专业的科学方法。

  王国维架起一座沟通中学与西学的现代桥梁,他的研究论著,饱含中西学术的比较、互相参照而得出的结论,善于用中国的语言、概念和范畴与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相结合。

  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体系,是中学与西学相互结合后的重新创造。《人间词话》是王国维一部代表东西文化交互影响的著作,阐发了“境界说”。王国维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两种形态。“境界”的实现需要“情”与“景”的交融,方法有“写境”与“造境”。

  王国维受到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其“境界说”超越了传统“境界说”,自成完整的美学体系。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伦理学史上睿智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有译著《伦理学》《西洋伦理学史要》;论著《论性》(又名《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释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孟子之学说》等。这些成果,在传介西方伦理学、分析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方面,具有巨大的开拓意义。

  世人都在称赞王国维的学贯中西。掌握现代学术的方法,是贯通的有利条件。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贯通的前提,必然是打好扎实的国学根基。唯有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学问积淀,才能与西学展开对等而有分量的对话。

  1929年6月3日,在王国维去世两周年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建起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如今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今人依然在凝视王国维的纪念碑。集哲学、史学、美学、戏曲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研究于一身的王国维,是20世纪初学术界的巨星。

  碑文是陈寅恪撰写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就在建纪念碑的这个夏天,清华国学研究院也走完了4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