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那四年 转型时代学人的中西“往返之际”

旅顺广播电视网综合 刘 欣2019-05-17 07: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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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那四年 转型时代学人的中西“往返之际”

王国维纪念碑碑文拓片(局部),拓片现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

  清华国学研究院·概述

  清华国学研究院那四年

  转型时代中国学人的中西“往返之际”

  编者按

  “鸦片战争”之后,封闭的国门轰然洞开。1898年5月,维新改革如火如荼,张之洞写《劝学篇》,在其“外篇”中的“设学”一节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把张之洞的原话改写成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之后,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在改革开放蓬勃深入几十年后,“国学热”又一次在全国上下掀起。

  我们以上所叙述的“国学路径”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梁启超和黄遵宪在1902年通信中最先使用),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最激烈的时节兴盛起来的,是中国学人面对西方文化时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学术整理和思想反思;这样的“路径”同时告诉我们:“国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和冲撞点,而其研究视野也应该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下的全球文化背景。

  “清华国学研究院”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本刊对这个“典型案例”心仪已久,曾经反复策划,多次调焦,最后在报社物色合适记者,又经编辑和记者反复琢磨,精心修改,终于能以此面目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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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1929年,中国近代学术史时间轴上的这4年,曾经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出现,熠熠生辉。研究院坐拥声名显赫的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输出74名毕业生,之后大多都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专家。

  在一个转型时代的历史节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抓住了清华“改大”的契机,吸纳最顶尖的师资力量,结合中国旧日书院与西方的导师制,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开辟了一片学术的世外桃源。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在很短促,仅仅写下了4年的时间刻度。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1929年6月21日,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的完全大学转型,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清华创办与大学本科衔接的多科研究院。

  但清华国学研究院4年之生命力不容小觑。它定义了何为“国学”,实现了中西方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完美契合;它培育出的新一代学人,一直为中国思想界持续“供血”。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们依然愿意反复书写,时时重温。

  清华“改大”,国学先行

  冯友兰曾总结:“到了20年代,清华学校的人们,在校内自动改制,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并且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

  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直接原因是“改大”,即原本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要着手筹备改办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师生强烈要求“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在校内外舆论压力下,1920年,校长张煜全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办中等科之力量经费,改办大学”,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

  于1922年10月被任命为署理校长的曹云祥,积极推进“改大”。他在《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里表示:“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

  《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指出,1924年,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了《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

  与此同时,校内外持续有声音强烈呼吁清华增强国学教育。彼时北京大学已创建研究所国学门,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明确建议,清华应当开展国学研究。

  结合本校情况和国家文教事业需要,清华校务会议多次研讨后,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里提到,原本清华是打算开设多科研究院,但因为经费问题,只能先办国学一科。

  清华国学研究院时间轴自此启动。

  1925年2月12日,清华正式委任吴宓为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派卫士生佐理研究院筹备事务。

  当时,胡适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曹云祥向他请教该如何办好研究院国学门,并希望胡适能来担任导师,主持研究院。但胡适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2月13日,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来到北京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的住处。作风传统的吴宓,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鞠了三个大躬,之后说明来意。王国维后来对吴宓说,其实内心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见他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才受聘。

  10天后,吴宓又马不停蹄赶到天津,拜见梁启超,对方态度是“极乐意前来”。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学生,他本人亦是清华的“常客”,数次在校演讲,并于1922年起常来清华兼课,担任国学讲师。

  而之后受聘的导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则都是吴宓的哈佛大学“朋友圈”中人。尤其是陈寅恪,虽不曾拿到文凭和学位,但其通晓二三十种语言,史学造诣极深,因而得到吴宓和梁启超的鼎力推荐。

  冯友兰评价吴宓,他这一生一大贡献就是把王、梁、陈、赵4人请到清华任导师,而吴宓本可以自任院长,却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是极为难得的。

  中西通才,世界眼光

  上世纪20年代初,围绕“国学书目”,还引发过一场“神仙打架”。

  1923年,胡适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工具书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文学史书目有78部,“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

  梁启超无情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且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

  如何定义“国学”,如何为学生讲授“国学”,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要确定的核心办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