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立法坚定见义勇为底气 顶层设计迫在眉睫

旅顺广播电视网综合 刘 欣2019-09-11 0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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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体系不完整标准不一致见义勇为表彰保障力度不足

  统一立法坚定见义勇为底气

  编者按:

  见义勇为是彰显中国价值的美德善行,是具有文明共识的人类义举。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前见义勇为工作仍存在诸多不足,见义勇为的社会氛围并不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改进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工作,让全社会充满正气、正义。

  那么,我国见义勇为制度建设现状如何?法治保障怎么样?又当如何改善见义勇为的社会氛围?围绕这些问题,本版今日刊发一组文章,试图阐述完善法律制度保障见义勇为,敬请关注。

  ● 从全国范围内看,各地对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不同、荣誉称号不同、奖励数额悬殊,这背后是我国见义勇为缺乏国家统一立法支持、体系不完整、实施不统一的尴尬局面

  ● 目前,司法保障力度不足以给见义勇为打气壮胆,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未能很好地解决见义勇为人员的生活困难,福利抚恤尚未覆盖所有致伤致残和牺牲人员或其家属的实际需求,“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况时有发生

  ● 亟需健全新时代见义勇为法治保障体系,明确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属性,出台专门的见义勇为全国性法律或行政法规。同时要改进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工作,优化荣誉体系,统一和规范荣誉称号及其评选标准与奖励标准

  □ 本报记者 陈磊

  9月5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出炉,因救人而失去右腿的铁路职工徐前凯获此殊荣。

  两年前,重庆市政府授予徐前凯“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向他颁发荣誉证书并颁发10万元市级见义勇为奖金。

  同样是见义勇为,有的地方奖金为20万元,有的地方奖金仅有1万元。各地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标准有不小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内看,各地对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不同、荣誉称号不同、奖励数额悬殊,这背后是我国见义勇为缺乏国家统一立法支持、体系不完整、实施不统一的尴尬局面。

  “亟待出台统一的见义勇为国家立法。”支振锋对《法制日报》记者称。

  认定标准迥然不同

  奖励数额相差悬殊

  徐前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务段荣昌站车站值班员,面对列车驶来时横穿铁道的老人,他毅然跳下火车,用一条腿换回一条命。

  有关他的事迹材料介绍称,2017年7月6日,徐前凯在指挥列车推送前进时,突然发现不远处一位老人正要横穿铁道。他急忙发出停车指令,大声呼喊,使劲吹响口笛。

  但老人没有丝毫反应,继续往线路中心靠近,没有任何躲闪的迹象。

  情况万分危急,徐前凯跳下车冲上去,抱住老人使劲往后一倒。就在此刻,列车因惯性继续滑行,车轮从他来不及抽回的右腿碾过。徐前凯右腿高位截肢,鉴定为三级残疾。

  同年8月初,重庆市授予徐前凯“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向他颁发荣誉证书并颁发10万元市级见义勇为奖金。

  “10万元”奖励金,正是《重庆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群体)表彰奖励实施办法》给出的奖励标准。

  但支振锋梳理发现,各地出台的见义勇为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标准之间差异不小。

  山东省表彰的“见义勇为模范”,未牺牲人员可获省级1万元奖励金。四川省表彰的“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个人”,未牺牲人员可获省级5万元奖励金。辽宁省表彰的“见义勇为英雄”,未牺牲人员可获省级不低于20万元奖励金……

  支振锋还发现,甚至各地的法规对见义勇为的认定也不一致。

  《辽宁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强调见义勇为人员须“不负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即“本条例所称的见义勇为人员,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在抢险、救灾、救人等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公民。”

  《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则规定见义勇为人员须“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之外”。根据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人员,是指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救人等见义勇为中表现突出的行为人。”

  这些差异和不一致恰恰反映了当前我国见义勇为工作的制度现状。

  支振锋认为,一方面,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因地制宜制定出台了本行政区域内鼓励和保障见义勇为的法规与规章,为本地见义勇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仍然没有出台专门的见义勇为法律,见义勇为工作处于没有法律可以依据的状态,而完备的法律体系,是鼓励和保障见义勇为各项工作得以规范化、法治化和长效化开展的基本依据。

  “统一的见义勇为国家立法亟待提上日程。”支振锋建议。

  规章条款过于分散

  顶层设计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与部署下,我国逐步建立起支持见义勇为的工作框架,出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政策措施。

  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转发的《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提到,“对于坏人坏事、歪风邪气,人人有责干涉,人人有权制止,要实行有效的群众监督。要严肃法纪,奖惩分明,大力支持和表彰见义勇为、敢于斗争的先进人物”。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要求,对敢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有些地方建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的办法值得推广,对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分子斗争中依法采取的正当防卫,司法机关应坚决给予支持和保护。

  到了2012年7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以切实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实际困难,进一步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工作。

  除此以外,还包括散见于交通、应急、教育、税务、卫生健康等法律、法规中的见义勇为条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设区的市出台的见义勇为地方性法规、规章。

  在支振锋看来,这是当前我国开展见义勇为工作的主要依据,但这些依据要么过于分散,要么规范位阶太低,无法对全国见义勇为工作提供顶层设计。